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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人小传

  黄济(1921—2015),山东即墨人,教育家。1945年入北平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1948年入华北大学政治教育部学习。先后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曾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获“全国教育科学研究突出贡献奖”。被誉为“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主要奠基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守望者”。

  少壮功夫 儒学根基

  一百年前,先进的中国人正在历史困局中寻找出路。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前三日,黄济诞生于山东即墨,故自称“庆幸与党同庚”。

  “即墨”名称见于《战国策》《国语》《史记》等典籍,隋开皇十六年(596年)重建即墨县于今址。即墨古城有元代所建供奉姜尚的万寿宫以及供奉孔子的文庙。在文庙,明御史蓝田所书“圣门”,总督郭秀书所书“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赫然其中,棂星门、大成殿、启圣祠、乡贤祠、名宦祠应有尽有。古城东西南北四阁齐全,街巷纵横,古迹牌楼密布。即墨可谓钟灵毓秀,贤哲辈出,黄济生于斯长于斯,所受熏染不言而喻。

  黄济家世居距即墨古城“通济”门百余米远的西阁里于氏胡同,房前有墨水河,且临“共济”桥。黄济本姓于,原名鸿德,“德”乃辈分,“鸿”乃鸿雁之鸿,寓意将成就“鸿儒大德”。他尝撷取苏东坡《和子由渑池怀旧》之“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意,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雪泥鸿爪》。他出生时家境殷实,祖辈父辈以耕、商为业,主营的“天祥栈”布匹生意颇有名气。其祖父于延绩纳妾程氏而生世琢,祖母程氏地位低微,然勤俭持家,平等待人,包括善待男女佣人,由此培育了黄济对劳动者的尊重及平等待人的作风,也影响了他性格中的“柔顺”。外祖父黄氏乃忠于前清的遗老,尝饱读经书,有秀才功名,恪守“君子固穷”之圣训,不肯教“洋书”,不免家境贫寒。其母自幼生活穷苦多病,但勤劳质朴,在于氏家族待人和善且受称道。

  黄济3岁遭先祖之丧。当家的二祖父于延绣以其为同辈中长子,对他呵护有加,管教甚严,要求行为有礼貌,讲话有分寸,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食不语,必珍惜食物;做力所能及的事务,不得叫苦喊累或哭泣。由此,黄济逐步养成了礼貌待人、慎于事而讷于言、勤俭耐劳的习惯,并保持终身。4岁时,其母黄氏离世。后来投奔解放区时,他取“黄”姓,实含念母之情;名曰“济”,乃“济世”之意。观其一生,确有“济世”之志,且有“修己安人”之实。二祖母苏氏性格温厚,善与人处,懂得许多历史和神话故事,堪称黄济的“蒙师”。她讲述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故事,引发了黄济爱憎与同情之心,且为日后理解相关诗文提供了背景知识;她讲述的即墨先贤李毓昌因查赈反贪而就义的故事,让他萌发了对先贤的敬仰之情;她讲的孔子弟子公冶长通鸟语的故事,为黄济学习理解《论语·公冶长》带来助益。

  1927年春,由其父送到邻近一秀才开办的教馆。入学即向至圣先师孔子行跪拜礼,孔夫子的圣人形象从此在其幼小心灵中树立起来,由此开始了近九年的私塾生活。初期学习和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养教材以及《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尽管两年尚未开讲,但已初步收到“蒙以养正”功效。其后师从远房四伯父和继母之父。尽管因父丧、析居、避乱、偿还债务,学业忽就忽辍,先后更师凡五,但行年十四,他已将“四书”及“五经”中的《诗》《书》《礼》读毕,主要是背诵加识字,亦多有稍明大意之处。

  1934年至1936年春,即墨老秀才朱子勃为躲避匪乱而携幼子来“家馆”讲授经、史、子、集,讲活了从前只背不释的经书,还讲授了蒙学作文和诗词写作常识。黄济后来写成《诗词学步》,即得益于此。师从朱子勃两三年,他获得的不只是古典知识,且有循循善诱、爱生如子的教育品质,以及“学古而不泥古,尊儒而不排他”的态度。私塾打下的国学经典根基,令黄济终身受益。

  1936年春,正当“志于学”之年,黄济由私塾转入即墨县立考院小学五年级就读。“考院”本是科举考试之所,此时的考院小学在黄济看来已是“洋学堂”,他开始接受现代教育,除了熟悉的语文,还要涉猎“一无所知”的数学、自然、地理和音乐、体育等课程,求学生涯步入新阶梯。考院小学的学习成为“从受封建教育走向接受资本主义教育的新阶段”,个人生活、民族危亡,都摆在面前,逼迫着他去思考和选择,试走一条“别样的路”。

  心向光明 许身教圃

  先生心向光明,然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最终许身教圃,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以作育国之栋梁为职志。

  1938年年初,日军侵入即墨,家乡沦陷。先生投奔山东五战区第十纵队政训处,不久被日军打散,尽管在此工作短暂,但他受到了最真实的抗日爱国教育,奠定了一生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与忠诚。尽管“门衰祚薄”,但祖母悯其失学,且以为在敌人铁蹄下赋闲家居亦非长久之计,乃卖地借贷,赖友人之荐,1939年春,黄济进入标有“礼门义路”、以“见贤思齐”为训的青岛礼贤中学一年级就读。汇聚于此的教师多有爱国之志。“师长之训词中,时有国家思想及民族意识之灌输”,唤醒学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从考院小学到礼贤中学,黄济从一个旧社会旧家庭的长子长孙,逐渐转变为一位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进步青年。

  1941年7月礼贤中学毕业时,凭其年级前十名的成绩和“甲”等操行,黄济实可获得免试升高中机会,但因家境无力供给而痛失升学良机。为维持家庭生活,他回到母校考院小学任教,教国文、算数并担任班主任,此乃其教育生涯之始。然社会黑暗,世态炎凉,日寇残暴,莫不亲尝日观,幸有数百天真烂漫小朋友缠绕左右,“得睹一息之真情”。当发现处于沦陷区的考院小学有奴化教育倾向,他顿感“有愧国家和民族”,遂于1943年3月转赴何陋乡小学任教,其从教之初朴素的价值立场昭然可见。

  1943年7月,黄济告别家乡,通过敌伪封锁线,远赴皖北国统区,就读临泉山东省第一临时中学高中二年级。校长张敏之聚集了一批传道授业解惑的进步教师,进入该校学习者大多是来自沦陷区的有志青年。在1945年5月毕业前夕所写《自传》中,黄济回顾了身世家世和所走过的路,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并明确表达了教育报国之志:“余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所遭之不幸,故愿竭力以学教育,从事教育,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使勿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也。此余之宿志,亦祖母之所厚望者焉。”业师张可为批阅:“敦厚朴实,从容不迫,佳作也。”作为清华大学冯友兰的高足,张可为善于讲授哲理,敢于评论时政,这对黄济的进步很有启迪。6月,他抱抗日救国之志参加青年军。其间,撰写《战争与和平》一文,确信我国抗击日寇的正义战争必胜。获悉日本投降,他欣喜莫名,用微薄的军饷买鞭炮庆祝。

  1945年9月,黄济如愿就读北平师范学院教育系,“读了北师大后,就定了做教师的终身志愿。深知作‘经师’不易,作‘人师’更难,希望能在这两方面加强修养”。其间,与同班同学发起成立“农村教育研究会”,力图振兴农村教育;作为主要成员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合作社”,筹集进步活动资金;抗议国民党滥炸河南开封残杀民众的暴行,为此撰联声讨:“杀尔妻孥,毁尔家室,报仇雪恨还有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斗争清算不饶他。”面对白色恐怖,血的教训,先生“考虑今后的道路应当如何走,萌发了去解放区参加革命的心愿”。月底,他首次化名“黄济”,由北平城工部地下党组织介绍,历尽艰险,到达正定解放区,到了自由新天地。

  1948年8月,黄济入吴玉章执校的华北大学政治教育部学习。他聆听艾思奇等讲授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简史》,胡华讲授的《中共党史》,钱俊瑞讲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牢记吴玉章校长教诲: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站稳政治立场,将所学与实际联系,过有自觉纪律的生活。12月30日,华北大学全体师生为革命老人吴玉章庆祝七十大寿,黄济听着吴老发表充满革命激情的演讲,望着这位忠诚革命、虚心好学、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革命老人,敬爱之情油然而生。1949年1月,他听取成仿吾副校长解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历史文件,坚定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随即领取由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范文澜、成仿吾签发的毕业证书。之后分配到师范教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党的文教政策,了解老解放区的教育实际,奠定了之后贯穿终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教育观。

  三校持鞭 深耕杏坛

  从参加革命到1998年离休近五十年间,先生“三校持鞭”,新途展英姿,总以儒者风范,用行舍藏,心志虽苦,傲然挺立,深耕杏坛,成就卓著。

  华北大学于1949年3月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黄济被分配到华大拈花寺分部和二部任班主任,后到教育教研室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确定了尔后数十年的研究轨迹。1950年春,组建中国人民大学,黄济所在的华北大学教育教研室更名为教育学教研室。暑假前,苏联专家波波夫前来指导教育学科建设,先生借机学习苏维埃教育学。暑假后,教育学教研室招收了第一届“教育专修班”学员,他与王焕勋协助波波夫讲授教育学,这是其在高等学校教授教育学的开端。

  1952年春,因院系调整,人民大学教育系成建制地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黄济受聘为讲师,继续为“大学教师专修班”和教育系本科开设《教育学》课,先后协助董渭川、王焕勋担任教育学教研室副主任,共同完成《教育学讲义》并于1955年年底出版。1961年4月,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工作会议之后,他与丁浩川等参与刘佛年主持的《教育学》编写工作,共同期盼形成有中国特点的教育学。1963年,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苏联教育理论和中国教育实际及自身教育实践经验,他独立编撰成《教育学讲授纲要》,为中国特色教育学体系建设作了有益的早期探索。

  “竹青新雨后,山秀晚霞时。”改革的春风吹来时,年近花甲的黄济又焕发了青春,深耕杏坛,积淀广博学识,以中华文化教育为根基,深研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倡导知行合一,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而不懈努力;主张古为今用,中西合璧,为构建新中国教育哲学体系而勇于担当。恰如其《六十述怀》所言:“六十年来荣与辱,喜庆今日又逢时。愿将微躯化春蚕,为织锦绣吐长丝。”

  黄济对改革开放后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奠基之功最值得提及。1979年,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他受命开展教育哲学教材建设,借参与刘佛年主持编写的全国《教育学》教材之机,听取“中国哲学史”系列讲座,以打牢教育哲学的中国文化根基。1980年春,他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开办的为期两个多月的“教育哲学讲习班”,听取美籍华裔教授樊星南主讲西方教育哲学流派。此外,他还向新中国成立前曾开设过教育哲学课的刘佛年、傅统先等教授请教,课余遍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哲学论著,逐渐形成了开设教育哲学课程的初步设想。1980年下半年就为北师大教育系77级本科生开设了新中国第一堂“教育哲学”课。在两年授课基础上,1982年,他完成了《教育哲学初稿》,这是新中国第一本教育哲学专著。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教育哲学》于1984年出版,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作为具有中华文化自觉的“新中国教育哲学的拓荒者”,黄济在完成《教育哲学初稿》的过程中就深切意识到,“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他在该书各章节中,融入丰富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1994年6月,他在与人合作出版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概论》中,全面阐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深入研究了传统教育哲学基本问题,精辟论述了传统教育哲学中“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合一”等范畴。该书于1996年12月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98年11月,他的新著《教育哲学通论》出版。该书坚持“古今贯通,中西融合”的研究思路,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作了精确梳理和提炼,令教育哲学有了中华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对西方教育哲学流派作了评述,力求有所借鉴;着力论述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回应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教育哲学的体系化,成为20世纪后期中国教育哲学重建的标志性成果。该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离休之际,他曾作七律以明志与自励:“教圃耕耘五十春,喜看桃李已成林。一生两投任评说,三校持鞭务求真。行不负人常用忍,文须出己莫效颦。天公若肯增岁月,自当续播争寸分。”

  守望国学 念兹在兹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离休后17年,是先生耕耘与收获的“黄金期”。他在受邀讲授传统教育哲学和国学专题的同时,深入中小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实际,注重传统文化经典的重新阅读、考证、诠释。2000年新著《诗词学步》出版时欣然赋诗:“不写专业写诗词,良苦用心谁人知?莺歌燕语本多术,何必独搂于一枝!”显然,不囿于教育专业,从事经典诗文著述传承,有其原委可究的“良苦用心”。

  基于中国教育传统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是黄济重要的学术取向。他善于从现代教育哲学问题出发,去回溯和总结传统教育哲学的丰富思想观点,为建立教育哲学学科体系提供思想源泉。1986年他发表的《试论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一文确信:“优秀的古代教育遗产,不仅是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也是对世界人类文化宝库和教育思想的重大贡献。”自1997年主持《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课题,他就主张“把中国教育传统这一历史前提和资源转化为现代化的‘源头活水’”。2000年年初发表的《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认为,“丢掉本国的历史遗产,就会使教育失去民族的特点”,主张“找到优秀遗产与现代化结合的契机”。

  “公民道德教育”是世纪之交东亚地区教育面临的重要话题。他早在1993年就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道德与公民教育”研讨会,发表《中国古代道德教育传统述评》一文,探讨两岸四地伦理道德教育。2000年,他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出席“公民与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并发表《传统美德与师德修养》,论述了中国优秀师德传统的重要价值。2007年11月,他出席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第三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交流“三大关系与道德修养”,认为道德修养首先要解决自我关系,做到“自省”“慎独”“修身为本”;由此延伸到人我关系,恪守“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立己达人;继而延伸到人与自然关系,天人合一,民胞物与。

  “国学热”乃世纪之交兴起的文化现象,黄济作为国学功底深厚的教育家,深刻省思“国学热”究竟意味着什么,并自2006年接连撰文三论“国学热”。他认为这股热潮的出现,是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值得肯定的“大好事”;强调“中国出了一个孔圣人,而且是世界伟人,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称道孔子为“万世师表”是恰如其分的;强调分类对待历史遗产:有的“可以完全继承”,有的“需要去粗取精”,有的在当时需要但未必能“用于今日”;指出不可厚古薄今,否则“得不偿失”;要对症下药,不要乱开药方,避免误导。2012年9月,他出席国教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会时题赠“学古而不泥古,尊儒兼顾百家”,主张学古而不是复古,要回到孔子并发展孔子;要“尊儒”,敬畏儒家经典和圣贤,在传承儒家精神的同时,要注重挖掘诸子百家的多元文化宝库。

  国学教育关键在集“经师”“人师”于一身的教师。在黄济看来,要做到“诲人不倦”,首先要“学而不厌”,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成为“经师”与“人师”结合的典范。为此,自2005年承担中国教育学会重点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与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他就开展国学教育实验,引领教育工作者研读经典。2007年年底以87高龄赴青州出席“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论坛”,听取各地实验校课题成果汇报,观摩国学课,强调继承传统关键在教师,要先做经师,更做人师,表示愿与大家一道毕生推进国学教育。2009年9月,他为威海长峰小学课题研究成果撰写“读后感”,期望广大教师精心研读《论语》,学习孔子教育思想及其伟大的教师人格。

  适合教师研读的国学读本的编写与中小学国学经典课程的设置,是多年来国学教育面临的难题。黄济基于早年私塾学习,结合长期从教生涯,联系现实,提出了国学课程的设想与建议。在黄济看来,五千多年悠久的中华文明和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作为中国人对其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在持续三年为《中国教师》“古典文化”专栏撰稿的基础上,他于2010年写成的《国学十讲》,从蒙学读物到四书五经,从诸史到诸子,从诗词文章到谜语对联,都有所涉及,文中常有发人深省的论述和独辟蹊径的解读。与此同时,他率众弟子编撰的《中华文化经典导读丛书》于2011年年底推出,其中包括《蒙学新读》《四书解读》《诸经品读》《诸子选读》《文赋释讲》《小说别裁》《诗词赏析》《曲剧品评》,备受学界关注。

  中华传统文化已融入黄济的生命和血脉。在他那里,传统文化教育贵在修身,身体力行,绝不局限于“纸上”所得,是“行不负人”的道德自觉,是“行胜于言”的躬行践履。他许身教圃,以“桃李成林”为最大满足;以辅导保姆读书最终令其考取大学为莫大欣喜,也有因没能把另一位保姆培养成大学生而心存遗憾;即使获得“全国教育科研突出贡献奖”,赢得各类荣誉或赞誉,仍唯恐“亢龙有悔”。鲐背之年,仍倾力主编《中华国学教育经典丛书》,撰写了其中的《古文启蒙》和《诸经选读》部分章节;弥留之际,仍牵挂该《丛书》和《四书注解》的完成与出版,为中华文化研究与传承殚精竭虑,守望终生。

  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

  2013年春日,黄济撰写《述志兼遗嘱》:“我生一世似雪鸿,为寻别路奔西东。生时愿为孺子牛,死后难作众鬼雄。与其当作骨灰撒,何如留为实验用。若能救济疑难症,更使无妄了此生。”2015年1月8日先生仙逝,弟子们痛失恩师,挽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存师者典范,仁者不忧智者不惑续君子遗风。”遵先生遗愿,丧事从简,遗体捐献给需要帮助之人,当日捐献眼角膜为患者带来光明。那几日,全国四面八方数千名学人和亲友,心怀仰慕之情,前来追思与告别;《中国教育报》刊发《黄济:鸿德济世做学问》一文,称颂其道德学问;《光明日报》头版刊文“再也见不到那位蹬三轮的老先生了”,追忆这位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主要奠基人。

  2019年清明,珍藏先生书籍、手稿、书信、笔记、书法、照片等遗存的“黄济学馆”落成于尼山,先生子女、群弟子及生前好友聚集于斯,深切缅怀先生君子遗风。黄济学馆落成以来,一直发挥着珍藏与征集、陈列与展示、研读与研究、传承与教育的综合功能,助力于中华民族文化教育血脉的延续。

  黄济一生追求光明,作为一位坦荡无私、求索奉献的仁者,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了后生,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着对党和教育的忠诚。翻阅黄济最后一个“七一”日记,先生自称“庆幸与党同庚”,是日完成《易经》选读,开始整理“三礼”,“算是我向党的献礼”。翻阅《黄济讲国学》,一段闪光的文字跃然纸上:“我深深感到一个人来到世上是不容易的,不要白走一趟,要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一点东西。”其人生哲学就是奉献越多越好,决不“把别人的东西拐走了”。先生没有拐走别人任何东西,相反,自己“愿化春蚕丝吐尽,织成锦绣饰神州”,其书桌上一直摆放着陶行知的名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何止是“不带半根草去”,他分明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此可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高山景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作者:于建福,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于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编辑:周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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