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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目中,母亲是个完美的人。她勤劳,俭朴,热情,大方,心胸开阔,善解人意,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在那个年代的妇女中,可谓“凤毛麟角”。

  一九六零年冬,我家从小召前街,头道巷九号院,搬到现锡林南路一家机关大院。正处在城乡结合部,西边是树林草地,东边是大洼地,夏季,大青山发洪水,几乎一半的水都汇集于此。形成一季节湖。南边是乱葬岗子,荒冢累累,夜间鬼火点点。令人恐怖。大院不大,共六十多户人家,来至天南地北,祖国各地。由于工作关系,内蒙古林业勘察设计院职工常年出外业,到大兴安岭林区和区内几大沙漠工作,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院里常年没有男人。六零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社会上的坏人也蠢蠢欲动,社会治安不好,院里的妇女们都很害怕。母亲毅然决然担任居委会主任,白天跑街道,晚上组织了一支由妇女组成的巡逻队,每天晚上院内外巡逻,维护治安,很晚才回家。

  我清楚记得,一个夏天的深夜,月光如水,我忽然从梦中惊醒,房顶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令人头皮发麻,接着看到从房顶放下一条麻绳,一条黑衣大汉顺绳索滑落下来,一纵身跳到邻家的院子,接着传来骇人的敲击声和撕心裂肺的咒骂声。母亲翻身下床,冲出屋门,黑衣人见有人出来,跳墙而逃。过了好一会,一些惊魂未定的女人,推门出来,聚在一起,在母亲的带领下搜索了院里院外。并向派出所报案。笫二天谣言四起,长舌女人们把故事演释的活里活现,院子在一片恐怖之中,特别是晚上都把铁锹,菜刀放到身边。

  几天以后,院里一个广西女人生孩子,母亲赶去帮忙,先到东瓦窑请大夫,正生到关键时刻,临街的窗子忽然伸进一多毛大手,几个女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母亲临危不惧,大喊一声,抓住他,接着操起菜刀砍下去,坏人挣扎着,把手抽回去,流一地血逃跑了。母亲向派出所报告,派出所通知大小医院,几天后,坏人被拿获归案。之后,大院再没坏人骚扰。人们都赞叹母亲的胆识。

  六十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大院职工虽然是机关干部,但工资很低,生活拮据,母亲组织妇女们纺毛线。送到通顺街地毯厂。每个月一号,到地毯厂领取羊毛,下个月一号把纺好的毛线送到地毯厂。有些家属没有纺车,母亲发现院子后边有一个大跃进年代报废的车间,里边有许多纺车,母亲找来木匠修好纺车。轰轰烈烈的纺毛线运动开始了。

  夏日,在房檐下,树荫下,妇女们喜欢聚集在一起纺线,边拉家常,边纺线,其乐融融。几十辆纺车排成一行,抽线,上线,摇车,动作优美,节奏鲜明,一会儿,一个线穗纺成,如一个个硕大的肥桃。纺线发出嗡、嗡的声音,像起飞的机群,每当这时母亲拿着毛选说一声“学习了。”妇女们边纺线,边听母亲读毛选。先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最喜欢听母亲读《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谈话》。母亲是承德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又受过高等教育,吐字清楚,发音准确,表情丰富,很有感染力,妇女们听得很认真,连过路的干部都停下脚步听。那一年,我们大院被评为区学毛选先进单位。

  晚上,吃完饭,收拾完屋子,母亲又开始纺线。快到月底了,许多妇女取羊毛多了,纺不完,不能按时交。母亲总是帮她们纺线,一忙就是一夜,我的童年就是伴随着嗡嗡的纺线声度过的。

  交完毛线,女人们手里有钱了,就大手大脚起来。买点猪头肉,炖羊脖子。那时大南街两侧都是熟食店和饭馆,扑鼻的肉香让人垂涎三尺,寸步难行。稍麦店油煎稍麦“吱,吱”的响,极具诱惑力。但母亲目不斜视,不为所动,一次我站在一家熟肉铺再也走不动了。母亲紧拉住我的手,强行拖出饭店。当时我十分恼怒,甚至有些恨母亲,认为母亲太残酷。母亲对我说“过日子要细水长流,做人要刚强。”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母亲对我管得太严,有时更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母亲会过日子。母亲靠纺线的收入置办了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所谓的“三大件”。孩子们的穿戴,总是干干净净,体体面面。母亲就是要争这口气。

  母亲不仅对我们生活细节要求严。而且格局大,看得远。哥哥是全大院第一个高中生,成绩非常好,已经被大学录取。但他听了邢燕子的报告“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产生了上山下乡的念头,邻居都不理解,但母亲还是坚决支持,最后哥哥毅然决然到巴盟下乡,并得到当时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签发的证书。在哥哥的影响下院里几个待业青年都下了乡。

  每月一号,是送毛线的日子。院里的妇女们像过节一般,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袱,一路上说说笑笑串街走巷,到通顺街地毯厂交毛线。妇女们因各自情况不同,取得羊毛数量也不同。有取五斤的,十斤的,十五斤的……母亲因工作忙,每次只取五斤。但母亲的活儿做得非常好,线纺得又细又均,损耗最少。那时地毯厂质量检查非常严,常常把线穗子掰开,过秤。因为有些妇女为多赚些毛线,在线穗上喷水,渗沙土,甚至填杂物。一旦查出就要返工,次数多了,要辞退。所以这是妇女们最紧张的时刻,都紧盯着检验员一举一动,生怕查出毛病,而母亲总是泰然自若。因为母亲从不掺假,以次充好,而被评为免检产品。

  文革开始了,父亲受到冲击,被打成“反动的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等莫许有的罪名。关押起来。母亲也受到牵连。街道主任干不成了,几个“觉悟高的女人”。还提出要批斗母亲,罗列了许多罪名。但由于母亲人缘好,威信高,大多数人不同意。那个年代,谣言四起,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什么,这批人要开除城市户口,下放农村改造,还有人说要取消工资待遇,我们在学校什么红卫兵,红小兵组织都不许加入。母亲感到巨大的压力,我从小顽劣,属于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主儿。一天一天祸事不断,让母亲不省心。记得一次市公安局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不亦乐乎。我同几个小朋友在大门外,脱下鞋拍打,以示不满,几个“公安”气急败坏,把我们几个朋友抓到公安局审讯,让父母到公安局认领。回家后,母亲并没责备我们的观点,而是告诫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乱说话。

  那时,学校基本停课,我们每天逛街,闲得发慌,夏天到了,到郊区挖野菜,捉蛐蛐儿,北到哈拉沁沟,南到八拜村活动范围一天天加大。

  一天放学回家,路过父亲,见父亲同几个“有问题”的同事扫院子,一个不友好的同学居然当我的面,向父亲吐口水,让父亲交代罪状。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咬牙切齿,怒火万丈,但想到母亲的话,还是强压怒火。但这位同学还是不依不饶,不断挑衅。我忍无可忍,寻一避静处,狠狠教训了他,谁想犯了迷天大罪,“阶级报复?”晚上一群不明真相的女人,闯到我家,要批斗母亲。母亲不停地认罪道歉,还赔钱。总算化解了一场灾难。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伤痕,也影响我的一生。

  这天晚上,母亲显得十分冷静,她没有打我,骂我,更没有过火的指责批评我,而是在地上不停的纺线,嗡嗡的纺线声如同很好的催眠曲,我很快入睡了。第二天早晨,母亲为我换了干净的衣裳,背好书包,送我上学。路上对我说:“你已上初中,有思想了,遇事不能冲动,要学会容忍。”我走了很远,母亲还站在路口,望着我远去。那一刻,我明白了,也觉得长大许多,真正感觉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母亲承受的压力太大了,父亲被单位隔离,前程未卜,哥哥姐姐在农村下乡,我不断惹是生非。可怕的消息不断,“今天要取消工资,明天要注销城市户口,又要被批斗。”也就在那个时候,母亲患了病,血压很高很高。

  时代的灰尘对无边的岁月而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一个家庭,一个人来说,是一座沉重的大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座大山让我失去欢乐和希望,只剩下痛苦和无望。是母亲以她那永远乐观的生活态度,宽广的胸怀,坚强的性格,拂去我心中的苦楚和屈辱,留下一片温暖和光明。

  尽管生活的路布满陷阱,有过多的失意和不快,我步履蹒跚地走过。一九七一年夏,父亲结束了几年唐山学习班,全家人又团聚了,但父亲也带来不好的消息,“下放到农村”这意味着我们要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告别同学,朋友到一个一无所知的地方。母亲坦然地接受了现实,同父亲一起到和林格尔农村插队。当时的农村尽管文革已五年,依然是宗族关系相聚而生,以传统的道德观念为生活的准则。没有过激的阶级斗争观念,和平待人,互相帮助,我们从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来得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如同台风中心的“风眼”一般。母亲很快融入农民之中,参加劳动,闲遐之时,养猪,种菜到田野挖野菜,初夏,正是万物萌发,茁壮生长的季节,那无边无际荞麦田,红红的桔杆,雪白荞麦花,弥漫在广阔天地的芬芳,是母亲,也是我们最喜欢之处,在这里受过创伤的心灵得以安抚,母亲的脸上露出笑容。冬天的晚上是我家最热闹的时候,母亲宽厚,乐观的性格极具亲和力,烧的温暖的火炕坐满农村妇女,母亲传授知识,让这些足不出户的农村妇女打开眼界,向往新的生活。用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为女人们治病,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但好景不长。七一年冬天我初中毕业,我们村共有四个毕业生中,只有一个升高中名额,由于自己的学习成绩实在不好,加上父亲含糊不清的政治面貌,我失去升学机会。

  对此,我并不在意。因为我已经习惯农村生活,参加农业劳动。毕业的第二天就到地头春播。而母亲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母亲有文化,当过教师,更知道学习文化的重要。为我能上学,母亲亲自到几十里远的山区联系学校读书,后又多次到公社,学区有关部门。在母亲的坚持下,我终于回到学校,成为一名旁听生。为以后的发展留下希望。

  那时我们村里有许多天津知青,和分配到农村的大学生,母亲对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七十年代末,国家政策有了变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母亲认识到改变人生的机会到了,她督促这些青年要抓住机会,不辱使命。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精通曰语……便亲自组织青年们学习外语,后来许多青年们都得益于母亲的教诲考上大学,并出国深造,成为国家有用之才。遗憾的我天生驽笨,不思进取而默默无为。

  七四年后,政治空气宽松许多,父亲也调回县里,重新安置,有工作的机会,虽不若省城的机关单位那样正规,紧张,但总算有事干,不用提心吊胆了。那时的县城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名牌大学毕业生。特别是父亲单位,虽说只有几十个人,也人才济济,职工来自五湖四海,如同一个小联合国。母亲的到来很快把这些平时素不相识的人聚到一起,母亲又一次成了街道主任,母亲宽厚,善解人意受到大家欢迎,认可。为下乡的职工看孩子,解决生活困难,化解邻里矛盾,忙得不亦乐乎,这时母亲年龄已大,身体状况十分不好,一次调解邻里矛盾纠纷时不幸病倒,那时的小县城医疗条件不好,缺医少药,病情不断加重。母亲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小小的院子。母亲的一生如大江大河,大起大落,见多识广,视界很大,格局宽广。而晚年却居于斗室之中,儿女们都长大了,分散于各地。连见见儿女都成了奢望。这时才真正体会到“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感受。

  母亲从五十年代离开家乡到内蒙古,几十年没回过故乡,晚年,“落叶归根”的愿望一天天加重,一有时间就给我们讲故乡,讲双塔山,讲棒槌山的传说故事,讲离宫,避暑山庄,七大景,八十处。讲儿时的生活,记忆是那样清楚,佛仿发生在晚天。然而母亲最终没有回到故乡。

  母亲去世那天,我们选择路边最高一处山烧纸,站得高看得远。以告慰母亲的魂灵,火燃起了,纸屑飞向空中,却盘旋不肯散去,我们明白,母亲不肯离开她生活过的土地,不肯离开她的儿女,朋友……

  (崔建勇)

编辑: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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