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增广贤文》有“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的记载。拙著《知哺集》，便是取这一层意思，历数人生路上诸多恩情往事。承蒙江苏凤凰出版社厚爱，这一作品得以忝列该社“凤凰枝文丛”系列丛书，使我有机会与更多的读者分享书中故事。

“恩”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其上部形态是一个人伸开四肢躺在草席上，下部则是一个“心”字。文字学家将其解释为人的内心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依靠和凭借所在，所以《说文解字》释“恩”字为“惠也”。其实这里已经包含了两层要义：一是得到恩惠，二是心有感知。我个人将其理解为因“知恩”而“生情”，这本《知哺集》，大约也按照这个思路，来讲述我60年来人生道路的知遇与感恩之情。

书中“亲炙”“至恩”“滋学”三集，汇集了小学以来诸多嫡传师长对我难以历数的哺育、教导和提携帮助。没有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如今作为学者的我。

60年前，没有小学班主任发给我的一张借书证，也就不会培养起我对书籍的强烈兴趣，并走上终生与书为伍的学术道路。中学时代，没有徐世政老师的精心培养和特别关怀，我便不会从一个连颜料名称都认不全的中学生，成长为能够用油画绘制巨幅人像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和中学美术教师。从小学开始，上大学就一直是我的人生之梦，“文革”十年，高考中止，处于适龄期的我无学可上。高考恢复后，幸得同事祝恩堂老师出手，帮我圆了大学之梦。不仅如此，他还将他的中学老师王多闻先生推荐予我，辅导我备考研究生，使我能有机会继续深造，继而走上职业化的学术之路。

进入大学学府后，能遇到刘叶秋先生，可谓我之幸！尽管大学时期，我在王多闻先生指导下用了三年时间备考研究生，但在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面前，还是一脸懵懂。是恩师刘叶秋先生严师慈父般的关怀和教导，一步一步把我引向学术的殿堂。在学术方面，大到学术方向确定、论文选题指导，小到文章作业文字的斟酌，刘叶秋先生无不悉心指导。至今，我还保留着一些先师为我修改文章、书稿的手稿。在生活方面，我受到了恩师一家无微不至如亲人般的关怀。从1982年我第一次去北京拜见恩师到1995年师母去世，十三年间，只要我赴北京，先师家必定是我与他们全家同吃同住之所。“名为师生，情同父子”，恩师曾如是评价他与我之关系。

孙昌武先生在佛教文化研究方面具有重大影响，但很多学界朋友只知道他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付出了多么艰辛和难以想象的努力。他在东北营口小城的十八年间，从未忘学术之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刻苦钻研学术。很多人并不清楚，20世纪80年代他井喷般轰动学界的诸多研究成果，其实很多都是在一个小城取得的。作为陪伴他多年的同事与后来的学生，他坚忍不拔的精神，是我从他身上获得的最宝贵的财富。

除了亲炙恩师，对我的学术积累和成就起到相当大的帮助作用的，还有不少学界德高望重的大家。其中朱一玄先生、程毅中先生、卞孝萱先生、敏泽先生，对我的学术提携和各种泽惠难以尽书。

我深有体会的是，“恩”与“情”两个字，密不可分。因恩方可知情，而知情，则能更加深刻地体会“恩”。书中“至情篇”，便是这样思考的产物。

书中所记述的师母汪元澂先生，是刘叶秋先生的结发妻子。她虽然没在学问方面给我更多指导，但却是我难以替代的人格导师。其中让我铭刻在心的有两方面，一是她在极端艰难困苦情况下对家庭表现出来的情感和责任，二是她本人那种刚正不阿的傲骨和一身正气。

庞朴先生和刘泽华先生与我不但没有直接师生名分，连学科和研究领域也有很大跨度。但岁月的历练，不但让我视他们的学术成就如高山般仰止，人生志趣的吻合更让我有幸与二位大师成为忘年交，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学术合作。

书中文章，写于不同历史时期。三十年的写作过程，不仅是我回忆咀嚼往事、表达感恩的过程，更是自己在其中获得精神净化和灵魂荡涤的过程。我想，这不但对于一位学者而言尤为重要，对于读者而言，或许也能共同体会到其中的敬畏与欣喜之情。

（作者：宁稼雨，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