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GDP同比增长4.7%，新动能增势强劲，“新三样”出口两位数增长。然而，伴随中国产业崛起，西方再度炒作“中国冲击2.0”，将正常市场竞争曲解为系统性威胁。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在《北京周报》独家撰文指出，中国的产业升级并非“威胁”，而是推动全球可持续未来的重要动力。他认为，跳出零和叙事陷阱，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开放代替壁垒，才能让中国产业升级的红利惠及全球民众。

图为5月29日在南通洋吕铁路物流基地拍摄的等待装船的新能源汽车。（新华社）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动汽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西方部分舆论再次抛出新版“中国威胁论”，将其定义为“中国冲击2.0”。这种论调将中国的产业技术进步描述为对西方传统优势产业的系统性威胁，甚至将正常的市场竞争上升到产业安全、规则秩序的层面。

如果跳出非此即彼的零和叙事，站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视角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向中高收入阶段迈进过程中的产业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企业在高端制造、绿色技术、数字智能领域的市场拓展，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正常竞争行为；而这种竞争最终通过成本优化和需求扩容两大渠道，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广泛且深远的正向收益。

产业升级：迈向中高收入的必然

经过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按照全球通用的发展阶段划分标准，中国目前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曾经支撑大规模出口的传统比较优势已经发生显著转换：过去长期存在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升逐步弱化，劳动者的收入保障和福利体系持续完善，简单依靠人力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的时代已经结束；环保成本的刚性上升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绿色发展理念全面融入产业政策，高污染、高排放的落后产能加速出清，工业企业的环境合规投入持续增加，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低成本的发展模式早已不可持续；同时，随着国内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能源、矿产等原材料的低成本时代也已成为历史，要素价格逐步向全球合理水平接轨。

传统要素优势的消退，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反而构成了产业升级的倒逼机制。对于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陷入增长停滞，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而新优势的核心只能是科技创新。中国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路径清晰且务实，主要沿着两个方向推进：一是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移动，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突破技术瓶颈，在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智能系统等领域建立自主能力，稳步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全链条的成本优化，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应用场景优势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保证产品性能持续提升的前提下，大幅降低先进技术的落地门槛。

这种产业升级的过程，完全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回顾全球经济史，每一个成功跨越中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都经历过类似的产业跃迁过程：部分老牌工业化国家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到重化工业，部分后发经济体从低端加工贸易转向高端制造，部分地区从轻工代工升级到电子信息产业。中国的产业升级，本质上是后发经济体通过技术追赶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正常路径，既没有脱离全球产业演化的基本逻辑，也没有采取任何违背国际经贸规则的特殊手段，将其刻意包装成“针对西方的冲击”，本身就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正常竞争：激活产业进步的动力

随着中国产业价值链的持续提升，中国企业开始进入电动汽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此前由少数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市场领域，与这些行业的现有国际厂商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确实会给部分传统优势企业带来经营压力，甚至推动部分区域的产业结构出现调整，但这恰恰是市场经济机制的正常体现——竞争本身就是保障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就没有产业的持续进步。

过去几十年，全球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历程早已印证了竞争的价值。上世纪中后期，部分后发国家车企以高可靠性、低油耗的经济型汽车进入成熟市场，给当时的传统汽车巨头带来了巨大竞争压力，但这种压力最终倒逼主流车企加速技术迭代，推出了更节能、更安全的新产品，整个全球汽车产业的平均能耗持续下降，消费者最终享受到了技术进步的红利。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新兴产业：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后，当地主流车企明显加快了电动化转型的节奏，多款此前规划远期落地的纯电车型被提前推向市场，部分车型的市场定价也出现了明显下调，当地消费者用更亲民的价格就能买到续航更长、智能配置更丰富的电动汽车。

在清洁能源领域，竞争带来的正向效应更加显著。多年前，全球光伏组件市场长期由少数发达国家企业主导，产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很多国家的光伏电站项目无法脱离补贴实现平价上网。随着中国光伏企业通过技术迭代进入全球市场，全行业的生产效率被快速拉高，光伏产品的单位价格持续大幅下降，度电成本的大幅降低让可再生能源真正具备了和传统化石能源竞争的能力。这种竞争没有摧毁全球光伏产业，反而让整个行业的市场规模扩大了数十倍，无数上下游企业在扩容的市场中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

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同样如此。中国企业在工业大模型、智能驾驶、智慧能源等垂直场景的落地探索，推动全球AI产业从侧重通用大模型参数竞赛，转向聚焦场景价值落地的务实方向。不同国家的企业基于各自的应用场景优势展开差异化竞争，最终推动AI技术的落地成本快速下降，大量此前无法实现盈利的智能化改造项目开始在中小企业中普及。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没有外部竞争的行业，很容易陷入创新惰性，最终形成价格高、迭代慢的垄断格局。中国企业的进入，本质上是为这些成熟赛道注入了新的创新活力，最终受益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广大消费者和终端用户。

7月11日，在山东优宝特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调试四足机器人。（新华社）

降本扩需：创造全球共享的红利

中国新兴产业的崛起，对全球经济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成本优化和需求扩容两大核心渠道传导，这种影响覆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几乎所有市场主体，形成了广泛的共享红利。

从成本渠道来看，中国的技术迭代和规模制造能力，正在系统性降低全球绿色转型和数字经济的落地成本。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完善的三电系统、智能座舱、自动驾驶零部件供应链，让同级别纯电汽车的生产成本较全球平均水平具备明显优势，这不仅让中国出口的新能源汽车具备更高的性价比，也推动全球动力电池的平均价格在过去数年大幅下降。很多海外本土车企也开始大量采购中国生产的动力电池和核心零部件，以此控制自家电动车型的生产成本，让更多普通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电动汽车。在清洁能源领域，中国贡献了全球占比很高的光伏组件、风电整机和储能电池产能，这种超大规模的高效供给，让全球众多发展中国家得以在短短几年内快速搭建起本土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不用像发达国家当年那样花费数十年时间逐步推进能源转型。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中国企业在液冷服务器、高速互连模块、智算中心运维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大幅降低了大型AI数据中心的建设成本，降低了全球各国布局AI基础设施的门槛，让更多中小国家也能参与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浪潮中。

从需求渠道来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同时创造了两个层面的新增全球需求。一方面，中国自身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扩容，为全球上游零部件、高端材料、生产设备供应商提供了巨大的增量市场。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全球高端汽车芯片、车用特种钢材、高端锂电池隔膜等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多个国家的大量汽车零部件企业，都从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中获得了可观的新增订单。中国从全球进口的汽车相关零部件总额持续走高，为全球众多上游厂商创造了大量就业和营收。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也在新兴市场创造了大量本地化的配套需求。当前中国车企在多个海外国家建设的生产基地，持续提升本地零部件采购比例，部分海外基地的本土供应链占比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直接带动了当地汽车配套产业的发展，为东道国创造了大量制造业就业岗位。在非洲、东南亚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光伏、风电企业在落地项目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工程建设、运营维护、配套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帮助这些国家建立起此前完全空白的绿色能源产业体系，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超越“威胁”：走向开放共赢的未来

将中国的产业升级描述为“威胁”，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片面的认知，它只看到了部分传统企业面临的短期竞争压力，却忽略了全球绝大多数市场主体获得的长期收益。全球经济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开放的市场竞争带来的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全行业效率的提升和总福利的增长。

面对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市场格局变化，各国更理性的选择不是构筑贸易壁垒、渲染对立情绪，而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参与到新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找到新的合作位置。发达国家可以继续聚焦前沿基础研究、高端品牌运营、核心软件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和中国的制造能力、场景应用优势形成互补；发展中国家可以对接中国的绿色技术、数字产业产能，快速建立本土的新兴产业基础，跳过传统高碳发展阶段，直接进入可持续增长的轨道。

当前全球正处于碳中和和数字革命的关键交汇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承担起让数十亿人口共享绿色技术和数字红利的重任。中国的产业升级不是全球产业的“威胁”，而是推动全人类共同迈向可持续未来的重要动力。跳出“威胁论”的叙事陷阱，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开放代替壁垒，才能让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红利，真正惠及全球所有国家的普通民众。（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