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流散在海外，秩秩斯归于中华。绵绵金石之集录，翼翼吾辈此生涯。”参与编辑《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以下简称《海外》）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许佳莹在编辑手记里写下这段文字。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资料室里，《海外》摆满整整3排书架，一册一册摞起来，比一人还高。

2026年4月，这部凝结两代学人心血的皇皇巨著正式对外发布。寻访10多个国家，历时14个春秋，《海外》收录自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的2.3万余件器物，首次实现海外藏中国青铜器的系统汇集。

“为文物立档，为历史存证。”《海外》主编、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朱凤瀚一语道尽初心，“要摸清我们的家底，对海外藏中国青铜器有更加完整全面的认识。”

一条14年的“寻宝”路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录，便出于西周青铜器“何尊”。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符号，自古被视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史记》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直至今天，“一言九鼎”“问鼎中原”还是人们常用的成语。

“很多文字，是通过青铜器保留下来的。丰富的史实和思想文化借青铜器这一坚固载体得以留存，成为出土文献的重要组成，使汉字系统得到传播。”朱凤瀚说。

近代以来家国动荡，战争掠夺、走私贩卖、古董变卖……大量青铜器被迫远离故土，漂泊海外。许多绝世珍宝变成海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令人扼腕。

《海外》中收录的西周青铜重器“柉禁”便是其中之一。这套由禁、尊、爵、斝、盉、觚、角等组成的国宝，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青铜禁与配套酒器，仅此一套。它出土于陕西宝鸡，曾为晚清大臣端方收藏，后被其后人变卖流失，入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柉禁”不是孤例。近代以来，多少国宝以类似方式离开故土？又散落在何处？追寻它们的下落，成为压在中国学者肩头沉甸甸的文化使命。

“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做海外文物调查的大项目，青铜器是其中一个大类。”2012年，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北京大学，由朱凤瀚做负责人。他随即召集张经、韦心滢、李刚、张浩平、刘丽等有很好学术专业基础的年轻学者，组成最初的研究团队。

漫长的寻宝路，一走就是14年。

长期以来，海外青铜器除少数见于著录外，绝大多数散见于各类零散出版物，信息不全、登记记录标准不一。要在最大范围、尽最大可能地搜集、整理、著录，无异于大海捞针。

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海外调查总是艰辛的。“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夜以继日，白天分头带着相机采录信息，晚上回来相互交流情况。有时在超市买了面包火腿，回来摆在房间地毯上就吃了。”朱凤瀚记忆犹新。

2016年2月，项目顺利结项，一份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调查报告形成。但对朱凤瀚团队来说，这个工作实际才刚开了个头。

“为了学术。”朱凤瀚说，“我们希望获得更多海外青铜器的资料，以此为基础编一套书，供学界使用。”就这样，《海外》的编纂、出版被提上了日程。随着编纂工作日趋繁重，几名更年轻的学者陆续加入了编纂团队。

一器一档——这是项目团队从最初就确定的著录体例。要给每一件青铜器打造一份可追溯、可核验的专属“身份档案”——高清图像、器名器型、时代、完残、尺寸、重量、主纹饰、铭文字数与释文（如有）、出土地、存藏地、收藏者、流传经过、海外著录情况以及备注……

为流失海外的青铜器立档，就是在补全中华文明史。不少传世名器下落不明，或是以往著录中只有铭文拓本，它们长什么样，无人知晓。

团队成员、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助理教授杨坤找到书中的一件“旨鼎”，他指着其上“旨作宝彝”的铭文说，“我们把铭文和青铜器对应了起来，找寻过程中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常会惊喜地发现某件大名鼎鼎的青铜器原来长这样。《海外》为它们补上了器形照片、铭文照片、现藏地与著录信息，这些都是以往学界不了解的。”

而回忆起“立档”的过程，助理教授张天宇则将它形容为“一针一线的细活”：“一本本地扫描、录入海外图录，登录一家家海外博物馆官网，核查器物资料；一场场地追踪海外拍卖行的拍卖，有青铜器就第一时间关注……”

确如大海捞针的工作，总有人躬身入海。

1太字节图书资料电子文档，200千兆字节青铜器照片资料……掌握了海量数据，如何让它们统一体例、规整排序、查阅有据？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一套60册的学术巨著

张天宇还记得2021年刚加入项目组的那段日子。“当时主要做两件事。一边继续搜集新资料，一边对原有的资料查漏补缺。”

寥寥数语，说易行难。

与此同时，《海外》基本框架成形，完成初审进入一校。团队每个人都同时承担校稿任务，又各有分工：张经承担全部资料的统筹管理与多种附录的制作，韦心滢核对全部日文著录信息，李刚独力承担北方式青铜器各卷的编纂，张浩平负责电子数据库制作与维护，刘丽偏重于西文著录的翻译、编录以及项目组对外交流，杨坤核实、校定铭文，张天宇负责资料增补、全书行文风格统一及与编辑组之间的沟通，博士生王学森具体制作了全部型式分类示意图和图像目录。

“这几年，海外博物馆纷纷加快数字化进程，大量的馆藏信息公布。”张天宇说。团队开始新一轮的地毯式检索，这也是《海外》体量不断扩充的重要原因。

查漏补缺的方法则更像“手搓”——买书、借书、扫描。“做学问的人，本来就要尽可能全面地占有资料。”张天宇说，“拿到一本新书，先看参考文献。”一长串书目里，只要有一个不熟悉的名字，新的目标就出现了。

新资料来了，要比对、辨伪、录入、归类；旧资料有缺漏的，要补图、补信息、校正；纸质校样上的批注批红要处理，器形电子图片的格式和清晰度要统一，青铜器铭文拓本、照片要核对精选……

从一校到五校，时间又过去了5年。

北京大学人文学苑一号楼，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资料室的灯常常亮到很晚才熄。团队成员白天要正常教学、科研，晚上则回到长桌前挑灯夜战。

一摞又一摞的校样在内容校订、增补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一校时的35册，变为最终出版的60册。年轻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团队，也为这套大书的出版倾注心血。“编撰之难，在其漫长，在其浩瀚，在其充满变数”，许佳莹感叹，“更难之处，则在于浩瀚与变数之中，以稳定的体例和表述一以贯之”。

做一套巨著，如何分类、排序，是一道必答题。《海外》要做的，是让每一个翻开它的人能快速定位、准确比对。朱凤瀚和团队成员讨论、商议，选定了青铜器型式分类示意图和图像目录，它让散落海外数量庞大、器形复杂的青铜器有了统一的分类标准，被纳入这一“青铜器类型学演化谱系”，这在青铜器著录工作中是一项开创性、具深厚研究基础的新的分类方式。

2024年末，型式分类示意图和图像目录内容初定。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资料室内，朱凤瀚的手稿全部铺开，摆满了一整张长桌。

随手翻开《海外》任何一卷，都能看到这样一组组表格：器号、典型器图像、类型、说明、页码。王学森说，“从制作到定稿，图像目录前后一共4版。一改全改，一动全动，每一版都比前一版更细、更准、更完整。”

一项百年学人接力的事业

20世纪20年代起，一代代学人矢志不渝，系统性搜集、整理流散海外的中国青铜器，从未停止过记录与追寻。罗振玉、容庚、陈梦家……海外藏中国青铜器整理的百年历程上，写满大家之名。

“早年学者的著录，去重后总量在3000余件，《海外》最终系统梳理的数量是2.3万余件，是以往所有同类著作所收录数量总和的数倍。”杨坤说。

从3000到2.3万，两个数字，见证的是百年学人为国宝勘证溯源的薪火相传和拳拳之心。

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支撑他们的，不过是两个字——“应该”，应该有人去做这件事。于是，他们怀着满腔热忱，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将流失海外的国宝一件件“找回”。

“这部《海外》不仅填补了海外藏中国青铜器整理的空白，更培养了一支专业的学术梯队，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说。

对海外流散青铜器“应收尽收”，除青铜容器、乐器及兵器外，《海外》还收录青铜车马器、工具与杂器；专门整理“北方式青铜器”，将青铜器研究视野拓展到“多元一体”；参考文献3000余本（篇），形成完整知识链，方便后续研究者“按图索骥”……于学术研究而言，这份“基础材料”的分量不必多言。

《海外》收录有铭青铜器3462件，其中有不少是国内学界此前缺乏了解的。

2001年，山西省破获一起文物盗掘案，公安机关缴获一部分青铜器，器身均铸有“先”字铭文，出自浮山县桥北村的商代墓葬，墓内青铜容器、兵器大多不知所终。项目组在搜集整理器物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批“先”器中的15件，通过整理流转链条和收藏时间，发现和被盗掘时间吻合，根据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确认其基本归属殷墟文化二期，为了解商王朝经略西土的年代提供了可靠学术证据。

散落天涯的流失文物，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团聚”。“对于文物追索，这就是一条清晰的证据链。”杨坤说，“我们第一次系统、全面、清晰地看见海外藏中国青铜器的整体面貌。厘清每一件器物的‘身份档案’与‘流传履历’，既是对文化遗产损失的如实记录，更为未来的文物返还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这是一项维护文化主权、促进流失文物回归的国家使命。让流失海外的瑰宝，有籍可考；让文物回家的长路，有学术为灯。

“青铜器的研究是几代人做的，我们无非是在海外资料上做了一些更多的工作。”说起这14年的历程，朱凤瀚像在讲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国外有收藏中国文物与做中国文明研究的博物馆与研究机构，我想他们会买这部书，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青铜器的学术与艺术价值。”

接力棒递到了年轻人手里。以《海外》数据为基础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专题数据库建设已经提上日程。利用大模型对青铜器器形、纹样、铭文进行智能识别与分析，正在从设想一步步走向现实。

流散在远方，录集于家乡。“我们常说，《海外》出版的那天，也是修订本启动的日子。这项工作没有止境，我们会一直继续下去。”杨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