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声

　　内蒙古地区的出版活动目前可考于辽代。

　　在辽至清中后期，出版物多为刻本(官刻本、寺院刻本、坊刻本)。制版技术由雕版渐进为泥活字版、木活字版、铅活字版等。装帧形式多为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线装，晚清出现铅印平装、精装本。

　　巴林右旗曾出土大量辽代经书

　　公元九一六年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建契丹国，两年后建都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九四七年改国号为辽(983-1066年间曾重称契丹)，改皇都为上京。疆域东北到今日本海黑龙江口，西北到蒙古国中部，南以今天津市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一线与宋接界。一一二五年为金所灭。后有西辽，被蒙古所灭。共历九帝，二百一十年。有文字，称契丹文。

　　契丹文字是耶律阿保机统治时期所创。先后创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金灭辽后，金章宗曾下令废止契丹字。蒙古灭掉西辽后，契丹文字方被彻底废弃，通行二百多年。

　　辽对图书的编撰出版十分重视，早期就仿宋建国史院，专门编修国史。此外编译、编撰大量图书。如《礼典》(三卷)、《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二十卷)、《御制诗赋》等。一九七四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辽藏》(亦称契丹藏)是辽兴宗重熙年间至道宗咸雍四年雕刻的共五百七十九帙汉文大藏经。

　　内蒙古赤峰市是契丹族发祥地，是辽王朝的腹地。现已发现帝陵三处，巴林右旗曾出土大量经书等纸品。辽有五京，其上京、中京分别在今内蒙古的巴林左旗林东镇、宁城县大明镇。京城是文化活动中心之一。书籍出版是文化活动重要形式之一。

图1 一九八九年巴林右旗境辽庆州遗址出土的麻纸、雕版单页印刷的《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经，落款署名“上京僧录宣演大师赐紫沙门 蕴珪施”

　　西夏文文献多出土于内蒙古

　　西夏为党项拓跋氏所建。本名大夏，又称白上国，宋人称西夏。公元一〇三二年(宋明道元年)元昊嗣夏王位，一〇三八年(宋景祐五年)称帝。都兴庆府(治今宁夏银川)，最盛时辖二十二州，包括今内蒙古一部分地区和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先后和辽、金及宋鼎峙。部分政治制度仿宋，与宋、辽、金多次发生战争。公元一二二七年为蒙古所灭。共历十帝，一百九十年。有文字，称番字，后世称西夏文。

　　西夏文约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创制，直至明代，个别地区的西夏遗民还在使用，从创制到彻底消亡，达五百年之久。

　　二十世纪以前，未见西夏文书籍。一九〇九年俄罗斯探险队在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发现并掠走大批西夏文文献(同时有汉文、藏文文献)，此后在内蒙古又先后出土了一些西夏时期的西夏文文献。至今，西夏文书籍遗存多出土于内蒙古。

　　西夏印制书籍的技术成熟较快，已使用雕版、活字版(泥活字、木活字)。书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宗教等等。

　　从目前已发现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看，西夏文文献是遗存较多的，并有着鲜明特点。

　　一九二六年创刊的《图书馆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刊载美国人加特《吐鲁番回鹘人之印刷术》(向达译)一文，文中说“今日，无论就文献上或现存最古之印刷品以言俱极西之四川及甘肃二省所产，至十一世纪时刊印之书籍且远及蒙古。是固由于敦煌黑城(Kharahvto)一带气候干燥，古籍沉霾可保不朽。而最古印刷业中心之在中国西部，其后印刷之新术不惟由此东播。”此“黑城”就是今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黑水城遗址”。

图2 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西夏书籍《番汉合时掌中珠》内文选页

图3 西夏文木雕版

　　额济纳旗曾出土《文献通考》等元刊本

　　公元一二〇六年(宋宁宗开禧二年)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其势力扩至黄河流域。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时，陆续攻灭西辽、西夏、金、大理，并在吐蕃建立行政机构。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并于至元十六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建立大都(今北京)。疆域东南到海，西到今新疆，西南包括西藏、云南，北面包括西伯利亚大部，东北到鄂霍次克海。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攻入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自成吉思汗至此，共历十五帝，一百六十三年。自成吉思汗建国起，历史上泛称元朝。

　　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前即令人用回鹘文拼写蒙古语，这种文字被称为回鹘式蒙古文，十七世纪后，卫拉特部在此基础上创托忒蒙古文。公元一二六〇年，忽必烈继承大汗位后，命国师八思巴创造一种能“译写一切文字”的新字，以其“顺言达事”。八思巴仿照藏文字母形式创制了一种新文字，初名“蒙古新字”，后又改为“蒙古字”、“国字”、“国书”。“八思巴蒙古字”或“八思巴字”是近代学术界对这种文字的称谓。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志述元代刻印、流通图书共三千一百四十二种。据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中国善本书总目录》，现存古籍中元代刻书九百种。日本人长泽规矩也《元朝私刻本表》列元代私刻图书二百三十二种。

　　忽必烈在草原上建起一座都城--上都。遗址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成为当时世界性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书籍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被倚重。今天可见到的元刻本书籍和蒙古文书籍遗存极多，因出版地的考证、鉴别目前尚有不足，故尚未见“上都版”，但就上都当时科技、文化发展的程度，书籍出版不乏其中。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曾出土元至正年间印行的《文献通考》等元刻本至正本的发现，对了解中国古代书籍版本演进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图4 额济纳旗绿城子出土的元至正年间刻本《文献通考》(选页)。

　　明清时内蒙古的出版物

　　明代流传下来有影响的蒙古文书籍是《俺答汗传》、《本义必用经》、《黄金史纲》等。清代内蒙古书籍流传更多，如历史著作《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水晶鉴》，语言学著作《智慧之源》、《蒙语语法详解》、《蒙古文指要》，蒙医药学著作《四部甘露》，文学著作《江格尔》、《格斯尔》等。鸦片战争以后，尹湛纳希用蒙古文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一层楼》、《泣红亭》等，成为蒙古族著名文学家。

　　明清时期召庙刊刻书籍，俺答汗在内蒙古土默特接受明朝“顺义王”封号并皈依藏传佛教后，迎佛建庙成风。召庙刻印经书、医书、史书等。清代著名蒙古族医学家伊希巴拉珠尔的《吉祥八祭》、松巴堪布·益西班觉的名著《印度、中国、西藏、蒙古圣教史如意宝树》藏文版就是在归化(今呼和浩特)附近的乌素图召出版的。固阳县境内五当召藏有木刻经版。位于镶白旗(今正镶白旗)查干乌拉召曾出版罗布桑朱力特木著《苏布西地》、《圣人尊卡瓦活佛传》、《斩箴言诗》、《识药法》、《油脂药配制法》、《号脉纲要》、《西游记》、《察哈尔格布西自编本》(十卷)等，还翻译出版印度古代名著《扶众温泉》等。涉及宗教、历法、医学、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不仅有蒙古文，还有藏文。查干乌拉召编译出版蒙、藏经文书籍名扬印度、尼泊尔、不丹、西藏等国家和地区。

　　关于明清内蒙古书籍出版的专门著述或考录迄今未见，散见于各类史料的有关内蒙古出版的书籍则甚多，如：《圣妙吉祥真实名经》(蒙藏梵汉合璧)，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木刻刊印。是研究蒙古佛经翻译史的重要资料，有孤本存世，蒙古国国立图书馆藏。《牛首山授经记》(蒙古文)，是记载佛教传入西域的资料性书籍。约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译毕，木刻刊印。《蒙文文法起悟》(蒙汉合璧)，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木版印刷的线装书，尾注“版存喀喇沁崇正学堂”。《善说蒙文文法语饰》，阿格旺丹达尔著。在《蒙文启蒙》的基础上增补而成。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左旗章隆班第达格根寺的喇嘛刻版刊行(后有民国16年东蒙书局出版的铅印本，民国32年伪蒙疆政府主席府印刷所出版的铅印本)。《详解蒙文文法金鉴》(蒙) 拉穆苏荣著。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右旗昌都庙木刻本(后有伪蒙疆政府主席府印刷所民国32年、民国33年铅印本)，等等。

图5 明代竹笔抄本《俺答汗传》(选页，清译《阿拉坦汗传》)

图6 清光绪年间刻本《土默特志》(选页)

　　清末内蒙古流传的印本、抄本志书较多，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木刻本《口北三厅志》(金志章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抄本《蒙古沿革志》(沈宗衍撰)、光绪七年(1881年)成书、光绪十七年(1891年)抄本《归化纪略丛语》(张焕修)、光绪三十三年(1907)铅印本《蒙古志》(姚明辉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抄本《萨拉齐厅乡土志》(刘澍纂)和《陶林厅志略》(贾栩纂)等等。

　　清以前内蒙古地区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书籍印制技术发展缓慢，尤其铅印普及较晚，故铅印本多在内地印刷工业发达地区制成。

　　清代内蒙古地区没有期刊出版，有学者考据喀喇沁右旗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前，创办了蒙汉合璧《星期公报》(周报，后称《婴报》)，但信息源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史料的附录《喀喇沁王府见闻录》，今人未见实物。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三十一日发行的《东方杂志》报道：“蒙古喀喇沁亲王近就该王府创办一《蒙文报》，系汇选各报译成蒙文，总馆设于京师。凡外蒙古及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处均设分馆，专为开通蒙人风气，以其自强。闻已聘定雍和宫罗君子珍为主笔。其余各办事员，亦以喇嘛居其多数。”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藏有明治四十年(1907)四月十七日印制，印有“喀喇沁王府”字样，由“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印刷兼发行”的《蒙文读本》。

　　内蒙古期刊出版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因新文化运动的推促，报纸、书籍出版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种类较前大有突破，印制较前精美。

　　内蒙古地区铅字印刷技术始于清末，光绪十九年(1893年)，瑞典籍美国传教士额里逊在归化城开办铅字印刷局。

图7—8 印有“喀喇沁王府”字样的《蒙文读本》版权页、书名页。

　　(待续：民国内蒙古出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