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耘
一
每年清明一过,就开始植树。种过山桃山杏,种过杨树柳树,今年种的是红柳。
地点在“宿亥”滩。蒙古语里,“宿亥”就是红柳——这里地盐碱,偏生长红柳。三人一组,挖坑,扶苗,培土。同组的俊杰拿铁锹量了量:“得够五十公分深。”巧红在一旁示范,嘴里念着:“三埋俩踩一提苗”。
我从苗捆里抽出一株红柳苗。它的枝条是紫红色的,柔顺地垂着。根须上还带着育苗地的湿土,有一种说不清的气息——不是香,是那种泥土被掰开时散发出来的、潮润的、带着生命的气味。
村里人说,红柳命硬。它耐旱——连着几个月不下雨,别的树都蔫了,红柳还精神着。它耐寒——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天,枝条冻得像铁丝,一碰就断,可一到春天,照样泛红发芽。它耐盐碱——越是白花花的碱地,它长得越欢实。它耐沙埋——被流沙埋住后,它的根颈处会生出密密麻麻的不定根,从沙里重新钻出来,枝条继续往上蹿。 我小时候不懂这些,只觉得红柳好活,折一根枝条插在土里,浇点水就能活。现在才知道,那不是“好活”,那是“能扛”。红柳把所有的苦都扛在底下,把所有的美都开在枝头。你看见的是花,是霞雾一样的粉红,看不见的是十米深处的根,是那些把苦碱水滤成清汁的秘密。
红柳是护岸林,是固沙树,是盐碱地上打先锋的树种。它与胡杨、梭梭并称“中国三大荒漠林”。看着手心里的红柳苗那紫红的枝条,一下子把我拽回很远的地方。
记忆中,老家的红柳林很大很茂密,漫无边际地长在黄河滩外的盐碱地上。我童年上学的路,就是日复一日穿过那片林子。林间小道上深深浅浅的足迹,见证者一个孩子怎样从春天走到冬天,又怎样长成少年。
二
红柳,也叫“三春柳”“多枝柽柳”。它不伟岸,通常只长到一两米高。我家门前那些年岁最久的,老得皮都裂开了,也不过三四米高。
它的主干是深沉的棕红,像被风沙和岁月反复浸染过。幼枝却是紫红的,细细的,柔顺地垂着,无风时也微微颤动。叶子极小,细如针尖,不凑近几乎看不见。但那绿意极深,深得像要把整个夏天都攒在那一星半点里。
最动人的是花。五六月间,枝头结出米粒状的花苞,一簇一簇,先白后粉,灿若桃花。到了八九月份,花絮完全绽开,那艳丽便慢慢淡去。粉红变成淡粉,淡粉变成灰白,灰白变成浅褐。花絮像一蓬蓬细碎的绒毛,风一吹就散了,飘得到处都是。那些细小的种子随风而去,落在盐碱地上,落在沙窝里,落在黄河滩上。她们会在某一个春天醒来,长出新的红柳。
红柳的秘密藏在地下。它的根能扎到十余米深处,只为寻找那一丝若有若无的水分。它耐旱,耐寒,耐盐碱,耐沙埋——被流沙埋住后,根颈处会生出密密麻麻的不定根,枝条拼命往上蹿。这种活法,不仅仅是坚韧。
童年的记忆,总和这片红柳林纠缠在一起。春天难得几抹绿。河套平原的春天来得晚,清明过后,草才懒洋洋地冒出点头。放眼望去,大地还是灰黄灰黄的,只有红柳林早早地泛了红,像是大地最先醒来的那一部分。一丛丛,一簇簇,硬是把荒芜长成了绿洲。
夏天碱地被烈日晒得发烫。可一钻进红柳林,暑气一下子就退了。林子里的温度比外面低好几度。红柳的枝叶不算密,但一丛挨着一丛,像一把把撑开的绿伞。凉丝丝的,带着红柳枝叶特有的清苦味。
清晨上学,我总爱从林中弯弯曲曲的小道穿行。露水打湿布鞋,踩在落花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午后更妙。我们在林子里嬉戏追蜻蜓,捕捉那些穿梭在枝条间的红的、蓝的、绿的小精灵,最有趣的是用红柳条编花环——柔韧的枝条在指尖绕来绕去,不一会儿就编成一顶顶草帽。然后分作两拨,一拨是八路军,一拨是鬼子,在林中“打仗”,直到母亲喊吃饭的声音,一声接一声地穿过林子。
三
但红柳林里藏着的,不只是我的童年。
想起左公柳。
光绪初年,左宗棠率军西征,收复新疆。大军从甘肃出发,一路向西。那时候的河西走廊,“赤地如剥,秃山千里”,从兰州到嘉峪关,两千多里路,沿途几乎看不见几棵树。左宗棠深感当地生态环境恶劣,便下令将士沿路植树。
他让士兵每人随身携带树苗,一路行军,一路栽种。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六百多里的官道旁,这些树苗跟着队伍一路扎下了根。为了保活,他还规定了严格的护林制度,派专人浇水、看护,谁损坏了树苗,按军法治罪。
杨昌浚写下那首著名的诗:“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新栽杨柳三千里。那三千里中,有多少是红柳,多少是旱柳?
河西走廊的气候和河套平原差不多,干旱少雨,土地盐碱。柳树娇贵,而真正能在那样的地方扎下根的,是红柳。应该是左宗棠的西征军走了多远,旱柳和红柳就种了多远。
还有红军柳。在诺尔盖,在察隅,在九曲黄河第一湾,那些年迈的柳树和红柳,都是当年红军经过时种下的。
最难忘的,还是家乡中滩抗日根据地的往事。一九三八年,日寇西犯,归绥、包头相继沦陷,河套地区成了前线。绥蒙工委派于占彪、高增培来到中滩,和窦文林组建了“窦支队”,开辟了游击区。游击区的地形很特别——到处是红柳林。红柳长得密,枝条交错纠缠,形成一道道天然的屏障。人钻进去,外面看不见。那错综复杂的枝干、密不透风的枝叶,成了天然的屏障。他们借着红柳林的掩护,打伏击,送情报,掩护百姓……与日军周旋了整整两年。后来这支部队过了黄河,成了陕甘宁边区骑三师的骑三连,走向了更远的抗日战场……
多少年过去了,红柳林还在。它看见过战火,看见过血,也看见过这个民族最艰难的时刻。
四
如今回到老家,我还会去那片林子里走走。童年的嬉闹,当年的烽火,后来的汗水,眼下的光景——都在这片红柳林的见证下,一页一页叠在一起。
红柳的枝条既有弹性又有韧性,可以弯成各种形状而不折断。这不是软弱,是另一种坚强。
这些年,家乡的红柳活出了新样子。过去,人们拿它编耙子、做箩筐,砍了烧火。如今,巧手的工匠把它做成了木雕、花篮、笔筒、装饰画,连小动物都能编出来。那些细长的红柳枝,变成了烤肉串的签子,河套的羊肉好,红柳枝烤羊肉,那是绝配。红柳枝遇热会渗出一种特殊的汁水,带着树木的清香,渗进羊肉里,去膻增香。烤出来的羊肉串,外焦里嫩,一口咬下去,先是炭火的焦香,然后是羊肉的肥美,最后是红柳枝的清冽,一层一层,回味无穷。
那些红柳枝签子,跟着烤肉摊子去了包头、呼市、北京等很远的城市。人们在吃烤肉的时候,也许不知道这根签子来自河套平原的盐碱地,不知道它是一株耐旱耐寒耐盐碱的强韧生命。但那股清香味,
已经留在了唇齿之间,藏进了对这份美味的记忆里。
从砍树取暖到种树致富,从风沙围城到绿满家园——“含绿量”和“含金量”,在红柳身上长在了一起。
我越来越觉得,红柳虽平淡无奇,但它品性高洁。它不嫌贫寒,默默扎在最苦的地方;它不怕干旱,要的少,给的多;它不畏风沙,顶着烈日酷寒,为荒芜之地添上春色。
五
种完最后一株红柳,已近正午。我们培完了最后一锹土。掌心贴着湿润的泥土,忽然觉得,我们种下的不只是一棵树,而是一条路——一条从童年走来的路,穿过硝烟,穿过盐碱地,穿过致富路,穿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手。
这里的每一株红柳,都被人用手托着,放进坑里,培上土,踩实。就像很多年前,左宗棠的士兵在河西走廊种下的那些红柳;就像八十年前,窦支队的战士在红柳林的掩护下战斗着;就像那些红军倒在柳树下,他们的身体变成了柳树的一部分。
一代一代的人,在这片土地上种树。留下的是防风固沙的屏障,是后来人可以乘凉的、可以依靠的、可以汲取力量的所在。
再过几年,这里又会有一片密密匝匝的红柳林。会有孩子在林间追逐蜻蜓,会有蜻蜓在枝头停落,会有人借着它的荫凉歇脚,会有人砍下它的枝条编成日子。
文明的韧性,不就像这红柳吗?不挑土壤,不惧苦难,在哪都能扎根,在哪都能生长,把一片片荒芜熬成绿洲,把一个个希望种进人心。不在一时一刻的绚烂,不在高高在上的姿态,而在盐碱地里扎下的根,在风沙中折断又不断长出的枝条,在一代又一代人弯下腰、种下树、然后默默离开的背影里。
正如这些极为普通的那些红柳苗会活下来一样。不管今年的冬天多冷,明年的春天多旱,它们都会活下来。
作者简介:刘嘉耘,内蒙古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内蒙古文物学会会员,内蒙古长城保护研究会会员,巴彦淖尔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农民日报》《品读》《内蒙古日报》《草原》《这一代》《鹿鸣》《巴彦淖尔日报》《包钢日报》《忻州日报》以及“学习强国”平台、作家网等报刊网站。《水,黄牌亮起》等30余篇各类作品分获全国、自治区各级各类评选一、二、三等奖。全国文旅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内蒙古全区群众体育先进个人,巴彦淖尔市“担当作为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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