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在包头博物馆线上云观展清明节特辑中，讲解员孙桐宇引领各地游客走进2号展厅，聚焦位于包头东河区的中共包头工委旧址福徵寺（又称包头召）。在这里，“一支派克钢笔”的革命故事缓缓展开，吸引着游客驻足聆听观看，穿越历史长河，探寻那份火红记忆。

　　1942年一个寒风刺骨的春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山道上，一位怀孕数月的女子搀扶着房东大娘向山顶疾行，身后日军的搜捕声步步逼近。突然，这位孕妇腹痛如绞倒在乱石间——一个新生命提前降临在这硝烟弥漫的山野。当战友翻山越岭请来军医时，只见她气息微弱地将一支派克钢笔塞到同志手中：“我没给党做多少工作，把它交给组织吧……”鲜血染红冻土，26岁的巴增秀永远闭上了眼睛。

　　巴增秀的青春在国殇中淬炼出锋芒。1916年，她生于包头昭梁（今东河区），蒙古族名字叫阿拉更。她自幼历经磨难，幼年丧母，眼疾夺走右眼光明，少年时父亲也撒手人寰。17岁前，她目不识丁，幸得叔父巴文峻返乡探亲，惊觉侄女尚未入学，当即带她赴包头读书。1936年她转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土默特旗高等小学，在此迎来命运的转折。

　　校园操场上一场冲天烈焰焚毁了她的安宁——日军宪兵闯进学校，将200年积累的教案史料付之一炬。火光灼烧着她年轻的脸庞，更点燃了她心中的抗日烈焰，巴增秀深感亡国羞辱，萌生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在地下党表哥勇夫的指引下，她毅然踏上救亡之路。

　　1939年8月，奎璧带领的蒙古族青年队伍穿越日军封锁线，历时月余抵达延安。23岁的巴增秀在陕北公学如饥似渴地汲取革命养分。教室里她彻夜研读马列著作，山坡上她教唱《游击队之歌》，蓬勃的革命热情让她被推选为学生会骨干。1941年春，党旗下庄严的誓言为她的生命烙下永恒印记——巴增秀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1年6月，当组织召唤干部奔赴前线，巴增秀率先请缨，奉命返回大青山抗日前线，离别延河时，她在日记本上写道：“把每一滴血洒在大青山。”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残酷远超想象。日军“三光政策”下的绥西地委，常以野菜炒面果腹，山洞权作栖身之所。作为武归县政府唯一一名女性，巴增秀化名李彤，与男同志并肩钻山洞、穿枪林，在战斗间隙用歌声唤醒希望，敌人一撤走，山坡上就响起她那清脆的歌声。

　　不仅如此，她的斗争智慧在1941年冬于井儿沟组织群众重建家园时绽放异彩……挖土窑、搭窝棚，20多个村庄在废墟中重生，寒夜中的土窑里，她握着老乡的手说：“房屋烧了挖地窑，粮食抢了种荞麦，只要人心不散，鬼子就灭不了咱们的火种！”这火种终成燎原之势——群众自发为部队送情报、制军鞋、护伤员，根据地的根越扎越深。

　　1942年，日军发动“铁壁合围”，怀孕7个月的巴增秀坚持带领群众转移。牺牲前夜，她刚组织运回30驮生活物资。敌情突至！她强撑着身体搀扶房东大娘奔上山梁，在剧痛中早产。产后血崩染红山岩，军医赶到时已回天乏术。乡亲们含泪将她安葬在井儿沟召坡。那支见证她书写抗日宣言的派克钢笔，伴着临终嘱托，成为她留给世界的最后信物……

　　硝烟散尽，精神永存。今日包头东河区校园里的孩子们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福徵寺凝视着玻璃柜中的那支派克钢笔，笔尖早已锈蚀，但26岁的巴增秀以生命守护的精神却穿越了时空。当讲解员说起她临终那句“没做多少工作”时，总有少年红着眼眶攥紧拳头。83载岁月流转，大青山的杜鹃依然年年染红山岗，宛若当年那抹青春热血，永远奔涌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长河之中。（记者 蔡冬梅  通讯员  吕必得)